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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的锐气与血性:青年都到哪去了
新华思客  2014-05-05 14:58:02 
如果社会形成了先来者独占乃至阻止后来者的机制,则将变成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。

罗天昊

满街青年,追风逐日。

尤记二十年前的一个五四青年节,我在红安一中读书,日复一日繁重的复习与考试,霸占了我几乎所有的天空。好不容易轻松一日,阴天转晴,格外注目。那时候的青年节热烈奔放,锐气逼人。我老家的小县城里,到处是青年,骑着自行车三五成群的,骑摩托带个美女呼啸而过的,在震天的喇叭声中逛街的,三三两两坐在广场上聊天唱歌的,充满了人间气息,世俗而热烈,熙熙攘攘,人山人海。

二十年后的青年节,我已届中年,漫步京城街头,除了一些官方和商家的宣传之外,似乎已经没有多少青年来关注这个节日了,大街上车流依旧,却已经没有热烈的人潮。也许在一个追逐金钱名位的社会,激情日渐消退,但是,更让人冷汗淋漓的是,举国之中,青年人口已经急剧萎缩。我在物美超市随机清点了下出口买单处排队的人流,赫然发现,青年人竟然已经成为少数派了,多的是中老年。

京都如此,小城市更是青年凋敝。

中国的青年都到哪里去了?

青年节里的中国,为什么不再有满街少年?

更为吊诡的是,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的社会活力,似乎与青年比例相辅相成,近年来,中国改革的停滞乃至部分倒退背后,其实就是伴随着青年人口的萎缩。

不仅是改革时代,由此上溯到革命时代,革命事业的克成大功,亦与青年势力的消长命悬一线。

中国近代以来,能够不停革命,最后克成建国大业,完成民族与民主的初步革命,一个很大的原因,在于良好的人口结构。

从清末到建国前夕,中国人口大约在5亿左右,占当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,更重要的是,人口结构以青年为主。

拥有青年,才是国家未来最重要的战略资源。由此,纵使旧中国千疮百孔,无数仁人志士,亦对中国满怀热望。在1900年,百年之交,当时清廷已经行将就木,中国即被被瓜分豆剖之际,梁启超尚饱含热情地写下千古名文《少年中国说》,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气度雄伟地规划中国未来,毛泽东敢于预言中国革命的胜利,是即将出生的婴儿,是喷薄欲出的朝阳。方志敏敢于想象未来“可爱的中国”。

那时候,中国确实有资本想象美好的未来。

在百年来的几次大的国内革命和对外战争中,中国最后胜利,决定权就在于青年。

作为二战时中国最大的对手,日本战死500万,占其总人口的7%,而中国纵使军民死亡3000万,也只占总人口的6%,当时,中国人口结构,30岁以下人口,为70%以上。

充足的青年人口,使中国人民有足够的资本,敢于对抗一切势力。孙中山初创共和,毛泽东再造共和,均借重了当时的人口优势。

抗美援朝的胜利,亦得益于中国人口结构,所以敢于打死仗,前赴后继,勇士不绝,推动士气高涨,连世界第一军事强国,亦不得不折腰,不敢与中国比拼人口消耗。

青年成就革命,绝非虚言。

以本人的罗氏家族为例,本人祖父辈兄弟四人(祖辈女性长辈不可考,暂略),大爷爷在家务农,二爷爷参加红军,大革命时期即做到了连长,最后因为眼睛被打瞎一只而隐居山野,最终逃过国民党追杀,祖父是老三,也参加了革命,建国后成为当地大队长,四爷爷在武汉经商,一家兄弟四人,两人参加革命,剩下两兄弟,足以给父母养老,以及应付其他家族动荡。

如此家庭结构,则革命的暴力威慑时时存在,革命的希望永续不绝。所谓“杀了夏明翰,还有后来人”,绝不仅仅是一句充满英雄气概的口号,而是现实的存在。父死子继,兄仇弟报,杀之不绝,则专制势力必然恐惧,成为彻底的纸老虎,革命力量一经动员,则如野草燎原,最终葬送一切黑暗势力。  

改革开放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第三次大革命,本次温润而广泛的革命之所以在初期获得成功,亦因为拥有足够的青年。

改革之初,庞大的青年人,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前进动力。1980年5月,一封署名“潘晓”的读者来信《人生的路呵,为什么越走越窄?》在全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动,为青年人寻找出路的共识,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巨手。我记得读小学和中学时代,成千上万同村的哥哥姐姐们出外打工,而少数幸运又勤奋的哥哥姐姐,则挤过了高考的独木桥,成为当时令人羡慕的“国家的人”。  

而在社会和家庭组织上,当时的中国人口结构,亦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资源。改革后,科技的进步,是以青年人知识文化的提高为前提的,而足够的青年中产生的精英,成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,亦是当今的主力。除了在政治领域外,社会的绝大多数组织的运转,生产,创造,都是以青年人为主力的,社会主流力量与精英的年轻化,决定了国家的战略高度。

在低端领域,中国成为世界工厂,亦有赖于中国的人口结构。大量的劳动力来源,有赖于数量庞大的青年。以农村为例,改革早期和中期,大量的农民青年成为产业青年,具体的家庭分工如下,家中兄弟姐妹平均大约3人,一人在家务农兼帮父母料理家务,早日成家,其余兄弟姐妹在外无后顾之忧,或者,兄弟姐妹各自外出,但是均摊费用,帮助父母建立家业。如此,中国的劳动力市场,才富有活力。形成中国早期家庭中著名的“逢三抽一”惯例。

由是,改革开放三十年,亿万青年的热血与汗水,竞成今日之功,中国跃升为全国第二大经济大国,完成了初步崛起。

事情正在起变化。

中国不复为少年之国。

从建国至改革之初,中国的平均年龄在27岁左右,至1996年,中国的平均年龄突破30岁,至2008年突破35岁,至2022年,中国平均年龄,即将达到40岁,而至2050年,中国平均年龄将达50岁,成为世界平均年龄最高的国家,老龄人口总数将达4亿以上,成为名副其实世界第一老人之国。

百年前,梁启超在其雄文《少年中国说》中,将以青年人为主体的社会,与以老年人为主体的社会作了详尽的对比,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然在心理上总体趋向保守,由此缺少活力和勇气,整个国家变成孬种之国,缺乏血性。同时,老化的人口,由于精力的限制,亦出现智慧退化,则整个民族,智慧与勇气俱亡,变为毫无希望的死亡之国。

举国为少年,则国家前途无量,举国为老人,则衰亡可待。

近日,人民日报罕见地撰文,称80后一代暮气沉沉,精神早衰。而年轻人的早衰,则是对整个社会活力衰退的警示。

未来时代,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,彻底完成中国的现代化,而这场宏大的改革,无异于中国的第四次革命。庞大的青年人口,富有活力与勇气的民族精神,亦是中国四次革命的力量之源。

日本三次革命可为中国借鉴,近代以来,日本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,20世纪中的宪政改革,均基本成功,但是,20世纪后期至今的第三次社会革命,却至今未能成功,一个重要的原因,就是青年人口过少,在经济上,要拉动消费,鼓励创造,在政治上,还要打破老人政治,世家政治,均非足够的青年不可为,所以,代表青年势力的鸠山由纪夫纵使一时崛起,但日本的主流社会并不为青年人所把持,就是投票,青年人也投不过老人。鸠山改革很快被绞杀,难成大器。  

中国的未来改革,能否打破日本式的宿命?

一个可怕的景象是,纵使未来中国实现了一人一票式的民主,青年不足,老人满街,以票数论英雄,老人也足以将青年投死,任何改革,都难以推动,直到将整个社会耗死,成为溃败的民族。

在创新能力方面,青年人普遍胜过老人。在多数行业的事业曲线中,青年时期,都胜过老年时期。但是,无论在财富领域,还是社会地位领域,年长者都拥有比年轻者更有利的优势,毕竟财富和名望,权力等,都需要积累。如果一个社会形成了先来者独占乃至阻止后来者的机制,则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,都将丧失,变成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。人民日报称80后暮气沉沉,一个很大原因,即是当下的青年,机会被老人集团剥夺。  

不仅仅是五四,在任何时候,青年都应成为社会的中坚,这个国家才有锐气与血性,生机与活力,虽寒冬亦如仲夏,否则,虽处春夏,亦是寒意逼人,死气沉沉,国家外表强大,实则危机四伏,柔弱如草。  

由此,中国要找到未来,必造就恢弘雄厚之国家资本,即活力无限的青年阶层,九层之台,起于累土,由此,废计生,兴中国,乃未来大势所趋,播种儿童,收获青年。为未来计,中国应尽早开放生育,彻底摆脱老人势力,不可自废后代,自残民族,自绝希望。

编辑:程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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